现在民众的力量更为强大，贵族的势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毁掉了贵族要做平民的贤人大尹，这种分君子庶民的议政制度也将各种弊端显露无疑，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权的谋划，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适向来又是不希望宋国集权成功、整合为一体的。
在宗法制瓦解、礼法崩溃、三姓共政和国人干政共存失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在政治上将宋国整合为一个……名义上的整体。
国家的存在，有时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听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名正言顺的理由。
宗法制礼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国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国、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封地多，谁说的算。没有人拳头最大能打过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协，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掺和了一脚，民众发现原来我们的拳头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现在民众的拳头愈发的大，戴琮上位的名义就是“民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这不只是宋国的情况，各国其实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实亡之后，各国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弥合维持一个国家。
齐国是用黄帝胜炎帝、田氏代齐五德轮回；秦国是用民皆可为爵、军国扩张人人可能得利，国君和每个有可能立下军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则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爱同义止天下之战……
宋国则直接就是民为神主，不要长远，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个取民之粹的民选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泗上从压制了非攻立国派之后，一直在宣扬：以禹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这些内容。
换句话说，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统一战争，除非非攻立国派上位，否则就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天下人才来投的根基。
宋国则是厌战、非攻、薄税、独存、分地、免役。
在这种情况下，泗上这边就对宋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就像是皇父钺翎怒斥墨家，说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权，却在宋国搞整天扯淡屁事都办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险恶。
他也算是一针见血了，只是觉悟的晚了一些。
适始终认为，宋国是个烫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实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国独立与否，不在于宋国自己，而在于天下的局势，所以天下定、宋国定；天下乱、宋国存。
既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想办法继续让宋国不可能完成集权，继续做一个只能防守和非攻的缓冲国。
此时正是一个机会。
和历史上的商鞅变法不同，和此时的胜绰吴起在秦国的变法也不同。
秦国的变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压制旧贵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养官吏，形成一个扎实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国家，所以墨家在秦国的活动极为艰难。
戴琮一没有武力，没有泗上墨家撑腰他不要说收拾整个宋国的贵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单斗都斗不过。
二没有人才，他手里那几个人才，管一两座城邑还行，想要管辖整个宋国，效仿秦国的郡县制度，那是痴人说梦。
三没有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旁边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从泗上游学过的。
宋国这一次暴动的原因，也是因为贵族的欺压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权编练常备军的加税，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切，把宋国弄成一个支离破碎、但名义上一统的宋国。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两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联邦，彻底断了宋国集权的可能。
四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发展，这也正是个机会。
农家既然在宋国势力颇大，号称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撺掇他们这一次搞事，占据几个城邑的主导权，在那里搞农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杨朱等学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们自己构想的制度；一些无政府派别希望能够小国寡民、复归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拥有自然法执法权的派别，也可以分去几城。
唯独复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盘，因为这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复古和礼法了，若是能够自我变革，或许也有可能，但现在看来他们并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