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你们墨家今日说为了利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的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天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天下。
墨家却认为，我们今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收走别人的财物，那是为了更好的利于天下，以理『性』去推断，我们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优解，而你们杨朱学派的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好——墨家的兼爱之说的基础是爱己、兼爱只是理『性』推论下爱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优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过程中分歧太大。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天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儒家式微，天下将『乱』，生产力提升，人『性』觉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杨朱和墨家所必须走的两条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选择其一，所以才导致了“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局面。
这是个很好推断的未来。
若天下之言归于杨朱，那么便会开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充斥肉欲”、“以极端的本『性』释放对抗极端的压抑”的文艺复兴，释放出的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财，对黄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礼”是天然的敌人，这种释放出的欲望和人『性』会自发地团结天下人，会把分封建制的“礼”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对于个『性』自由的过度追求之后重新开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关系。
而墨家要做的，则是用理『性』推论出如今天下，礼已经不再适用，要用理『性』推断和物质基础创造出新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若没有物质支撑难以为继，所以要用利天下这三个字，让天下的人在驷马先锋的组织之下，不是依靠自发和自觉以及人『性』释放后对礼的天然敌视、而是有目的有组织地依靠墨者这些驷马先锋队带领，砸碎过去的条条框框，创出一个新的天下。
前者可能需要数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尤其是在物质基础不断跟进的现实之下。
这种分歧之下，那个在市井中学过一些杨朱学派学问的“逃卒”，对于墨家只是厌恶，却并不恨。
对于身后的那些强制他的出征的贵族，则是充满了恨。
每个人的义不相同，而杨朱的义是贵生，所以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会有丝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几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样，但效果却是一样的。
战场之外的市井辩论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辩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持剑互殴以正其义。
战场之上的生死搏杀中，他却只是感叹一下墨家的义不一定对，但对墨家的敌人一样充满了恨。
敌人的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时候总比敌人更可靠一些，这杨朱学派的逃卒嘴里虽然念叨着墨家道理的不对之处，却还是迫切地盼望着这一战墨家快点打赢。
墨家虽然没有极致的贵生，但是天生人而活着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导致了墨家并不杀无罪的俘虏，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
他很认同墨家的“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只是讨厌墨家以强制服役和征战天下的手段、以『逼』得天下人认可“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行为。
因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本质：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无权以此为理由强制服役征战，因为服役征战可能会死人，不合于贵生之义，只会适得其反。
他觉得，这就像是墨家说，我们墨家要让天下没有打人的事，我们最讨厌打人这种行为了，然后靠着一双拳头打的那些喜欢打人的人都不打人了，这就没有道理。
杨朱的义不是错的，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杨朱没有教这逃卒的夫子、这逃卒的夫子也没有教他一件事：贵己贵生，我不害人，别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别人却来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却来抢我之物，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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