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子那里离开后，适骑着马随意地在沛县的街市上走着，不时有人打着招呼。
这个十年前凋敝的宋邑，早已变了模样。一直没有发生过战争，铁器牛耕的变革，工商业的发展，北方不远的经济中心陶邑……都让沛县成为了一处连接泗水上下游的重要城市。
城市不同于原本的城邑。
城邑在春秋之前，更像是一个城堡，用以保护城内的国人，实行对城外的控制。依靠剥削城外的农产品，供养城内的贵族阶层。
城市则拥有完善的市场，给予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
泗水河畔，一艘艘从上游下来的木船停靠在河边，码头上人声鼎沸。
上游运送过来的棉花、粮食、盐，在这里换成铁器、原始瓷、棉布或是其余的手工业品，一次次转运带来的巨额的财富。
一艘船靠岸后，上面涌出了一群人，穿的破破烂烂的，正在岸边休息。
适骑马赶过去，估摸着这些人就是“墨家的人贩子”从上游城邑或是小贵族驱人收地后运送来的那些“变业”之民。
果然，这些人都操着一口宋地口音，但又和沛县融合了各国方言的口音有些不同。
运送押运的，不一定是墨者，也可能是一些商人或是小贵族。
若非墨者去接送的，商人每运送到这里一个人，可以获得四十枚墨家的代币，可以购买任何沛县出现的奇怪东西，转运回去又能赚上一笔。
这一船人倒不是商人送来的，而是墨者押送的，领头的那名墨者和适打了声招呼，问了声好。
适跳下马，跟随的警卫将马栓到了旁边的拴马石上，旁边几个背着打包的棉花的力夫绕开马匹。
适走到那几十人旁，问道：“你们从哪来啊？”
那几十人见适穿着一身短褐，脚下踏着皮靴，腰间悬剑，知道他必是墨者中的人物，纷纷道：“从方与来哩。”
方与离沛县不远，在菏水与泗水的交汇处，此时黄河还未夺淮入海，那里正是沃土。
适蹲在正在休息的众人身旁，随口交谈道：“家中无地？”
方与因为距离沛县太近，受到的变革影响也就更大。宋国内部现在乱的很，大贵族们死守着自己的权力和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不放，一些小贵族们和私产较多的士阶层已经开始改变身份。
商丘内部的询政院原本只能控制商丘附近，但是皇父一族也逐渐在利用庶民反对自己的政敌，变革在沛县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矛盾激发的局面。
一方面各个大贵族的利益不动，他们依旧选择选择旧时代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商丘、陶邑、沛县周边等地的土地私有和井田废除变革正在进行。
人口增多之下，原本的份田制已经不能够满足人口的需求。
这种变革又不是墨者主导的，必然不可能出现均田分地的情况，而是各家各户以自己的份田为基础，承担了军赋和税之后，进行一家一户的变动。
而一部分小贵族则趁机强占或者换个名目获得了原本的一部分公共田，这种强占对于份田制基础的农夫影响不大。
份田一般是二百周亩，以往还要进行换田，原始的劳作手段也能保证饿不死。
但随着铁器等开始大规模在宋地以“分期赎买”的方式普及，这些份田制下的农夫获得了实利，以二百亩份田划为私田，农业技术的变革让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富裕的自耕农阶层。
整体来说，他们是天下的主流。
而这种变革真正受到影响的，主要还是那些自己份田不足、需要租种别人私田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是最穷困的，仅仅比奴隶们稍强，但是他们并非天下的主流，人数不足以让支撑墨者的全部政治诉求。
沛县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变业人口。农业技术和宋国的有限改革，造就了一批自耕农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多的“助耕”者，和连“助耕”都轮不上的失业者。
分散在宋国各地的墨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样的人收拢到沛县。
适提出了问题后，这些人纷纷回答，大部分和适想的差不多。
有人道：“都说沛县好，在这里做几年工，可赚的钱。墨家又组织共耕，将来有了钱买了铁器牛马，便可有自己的土地了。”
这倒是标准的被驱逐的农民的心态，适笑道：“这么想就好。凡事不能丢了希望。在沛县好好做，做几年赚足了钱，便可分去共耕社，将来会有自己的私田。”
旁边一人问道：“我听说，要做足六年才行？”
适哈哈笑道：“六年还多呀？怎么说这里也能吃饱，不至于亲人白骨弃于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