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元所看中的玉圭，是一件极为贵重的真品玉器。
这东西的价值，怕是比他之前弄到的那两件东西加起来还要更加值钱。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想要尽快把这件东西弄到手的缘故。
在带有千字文序号玉器之外，还有一些这类玉圭的改制品。
其中精品不多，近年，发现的一件由旧玉器改制的仿古兽面纹玉圭，应是这类玉器中的精品，作品为旧玉改制，原作品为龙山文化或齐家文化的玉器，圭的表面保留着旧玉器的皮壳，刃和顶部也是旧器物的原作。
玉已风华受沁，褪去原有玉色，带有蠕虫状黑色斑，这种玉料及旧色，在我国西部早期玉器中是常见的。
这件玉器的两侧及两面略有改动，侧面的改动使其形状更规则，表面的则仅有平磨，使其更光润。
这类玉器在陕州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前部有刃，中部呈细腰状，有学者称其为璋，还有学者称这种细长方形，顶部薄而方的玉器为圭。
这件东西张天元清楚记得自己小时候是见过的，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就有点不得而知了。
毕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
但现在，这东西确确实实就放在这家店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缘分，他竟然还有幸再度遇到。
历史上，乾隆帝对这一组玉圭是非常喜爱的，不仅对这组玉圭进行仿制，还做了考证题诗。
并刻上了“古希天子”等自己喜爱的印章。
宫廷制造了一批带有千字文序号和“乾隆年制”款的玉器，目前已知的最大序号不超过二百，其中有多件仿古玉圭玉器，或为白玉，或为绿玉，或为青白玉，阴刻图案者少，阳文图案者多，如“故宫藏玉”所录“元字三号”为碧玉制品。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合集·42》所录“洪字七号”为白玉作品，作品的一面为具象的人面纹、一面为抽象的勾连兽面纹，纹饰的下方还有一组复杂的变形兽面纹。
不知为何，这些作品所仿的原型，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但仿品多近似斧形，下窄而上阔，对于这些作品有学者称其为斧，有学者乃称其为圭。
作品窄端有孔，若人面、兽面纹放正，侧斧的刀向上。
这件玉圭的两面都刻有凸起的仿古花纹。
按照古代玉圭的摆放方式，刃部向上时，图案为正。
有人面纹的一面是圭的正面，图案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其下有一排旋转的涡纹和弦纹，在向下是人首图案，人首为环形眼，嘴中呲出獠牙，同新石器时代玉圭相比，这些图案有了很大的变形。
作品背面饰有凸起线条组成的兽面纹，上部的纹饰同东山日照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圭花纹相似，由勾连线条组成，眼部形状明显，其它部位则抽象变形。
图案之下以二方连续的涡纹为界，再其下又是一组兽面图案，兽面图案的额部有较大的夸张变形，从圭两面花纹图案的结构来看，图案为仿新石器玉器图案风格，从加工技法上看，图案加工为明清时期玉器加工技法。
圭的正面刻有乾隆题诗：“虞帝协时曰，周王相土年，德维君子，度呈藉真仙，人是赵延吉，乐尚惭颖川，量盈雪同色，呈瑞谢家篇”，“乾隆丙子春日御题”，并刻有“古希天子”，“太上皇帝”印。
圭的背面又刻乾隆再题的玉圭诗：“弗盈周尺盈今尺，总觉寸所，宝鼎仙人泳李白，襄城县令刘方，辉辉不露截肪质，全藏土光，偶抚直方别有契，问谁佳句称斯量”，“癸巳新正上再题”诗的上下还有“八征耄念”，“嘉敬承”之印，再与首相距七年，乾隆玉圭一直不忘。
在乾隆的御制诗集上，两首诗的题目皆为咏玉尺，可知，乾隆并未将这类玉圭定名为圭，而是形象地称其为“尺”，乾隆曾在上部隆起圭顶的条形玉上题诗，称其为“圭”，可知乾隆认为玉圭是上部凸起圭顶的片状器。
在宝岛故宫所藏长度较短，刃部较宽的玉圭上乾隆又题诗“对之如对鞠躬如”。
所谓鞠躬如乃孔子执圭的样子，又可知乾隆还将长度与宽度比例较小，近似乎斧的圭成为圭，而这种长条玉圭，乾隆称其为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