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这一团蝶图碗仿制得十分成功，几乎与真品丝毫不差！”
“真丝毫不差？”展飞惊愕道。
“当然了，这世上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片树叶，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了，仿制再好，当然还是会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很小，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张天元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总结出了如下几点——
1.胎体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点。
2.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色彩尚属丰富，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旧器中的胭脂红、翠毛蓝、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
3.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提炼不纯、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
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
4.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
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彩面发涩不够鲜艳，肉眼观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
然而即便是知道这四点，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太过微妙，没有特别的手感和眼力，真想要把这些东西通过肉眼看出来，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啊。
“不过即便是有微妙的差异，但也不得不承认，民国有部分瓷器，哪怕只是高仿瓷器，都做得十分精妙。”
清王朝覆灭后，受袁世凯之命，郭世五在陶瓷镇聘用、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费极大气力，烧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窑、胜似雍乾官窑”的瓷器。
袁世凯倒台后，继郭世五之后，又有帝都刘勉之去陶瓷镇仿制官窑瓷器。
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将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又经当时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限量仿制，每样只仿一、二件。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仿官”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被誉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
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
如给津城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
给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这东西后销往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
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
可以说，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他们仿制的东西，从来不做标记，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继德泰之后，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逐渐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