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梦璇问道：“武昭国和你施行的辽东外族策略有什么必然联系么？”
沈浪：“班定远送来的相关情报我想你也都看了吧，武昭军制基本是武者营和外藩部为核心力量，
而这些外藩部落的兵马都是来自原本拥有大量马群的蛮族部落，这其中也包括辽东各部和昔日夏羌部落，
为什么至今为止，我们开出优厚的条件，邀请那些散乱的马群之主加入楚国却收效甚微，不惜要穿越死亡沙漠也要去投奔武昭国呢？
难道是武昭国比我楚国更先进，更加稳定繁荣？至少从目前已知的相关情报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姜梦璇：“确实，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沈浪回道：“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些胡人不愿意失去自己该有的地位，投奔我楚国，
他和他们的族民固然可以获得优渥的生活环境，也不用担心日后遭受天灾的威胁，
可同样，他们失去了对定居民族的优越感，毕竟马群最大的特性就是可以随意在关内进行大规模捕奴行动，
这种手段让这些胡人在心理上就自觉高出定居民族一筹，但让他们稳定下来的话，注定再也无法捕奴，
甚至生活习俗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向市民化阶层转换，到了那时他们彻底融入楚国，自身的武勇也会退化，
最后彻底沦为一名普通市民，再也没有昔日的优越感，
而武昭国不一样，投靠他们或许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但武昭国却给他们位于人上人的特权，
由武昭六亿普通百姓可以给他们提供资源，任凭他们压榨甚至任意捕掠，到了那里依然是人上人，
如此一来，他们自然会毫不犹豫投入武昭怀抱了。”
沈浪这话里意思十分明显，就是以唯物史观将前世华夏文明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度剖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发现一个规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年间，甚至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关内的子民战斗力十分强悍。
因为这个时期的华夏文明，社会结构是武士公民社会，国朝一切资源都为军事服务。
最明显的标志是整个秦汉南北朝，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街市贸易体系，具体是以地方军事武备来判定强弱。
而从武士公民结构过渡到市民化社会结构，则是在唐王朝玄宗天宝时期。
这个时期，唐王朝多地已经出现繁华的街市贸易，市民化结构已经逐渐成型。
但由于是处在转型期，武士公民体系尚未完全退化，纵使有后面的安史之乱，也一样有大量悍不畏死的公民敢于正面抵抗叛军。
而直到宋仁宗时期，市民社会结构才算第一次完成转型，这个时期的关内百姓论战斗力是远不如秦汉唐时期的。
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军事装备升级以及战术变化更新换代，已经逐渐替代单靠“血勇”搏杀的迹象。
这个时期，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辽、金、西夏后来的战斗力忽然之间十分拉胯，这都是因为族群定居后升级为市民化带来的必然效应。
有人会问满清入关后为什么战斗力退化的如此迅速，也是因为满清入关时，关内的社会结构早已在明代中后期实现完全市民化。
已经完善的街市体系不需要满清八旗集团花费心思去另外开发，本来的武士公民自然也就迅速市民化了，哪还有什么战斗力。
说到底，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变必然化，市民化结构带来的是民间所谓“尚武”之风减弱，但并非是退步的。
各王朝为何最终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时间将已经市民化的原子社会结构，迅速转化为新生利益集群，这才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王朝末期的悲剧。
而那些投奔武昭的胡人，其实不愿意放弃“武士公民”的优越性，尤其他们的头领，更是怎么甘心自己的族人迅速市民化而失去优越感。
所以胡人大规模西迁投靠武昭在沈浪看来，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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