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蒙元和满清，突然在中间横插一杠，开了历史的倒车，经历了无谓的曲折与坎坷，也许古代中国便能领先世界，提前走上近代发展道路，至今傲立全球，独领风骚，也说不定呢！
总之，在商品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尚未形成，钱的用途，便十分有限了！许多地方，还在以物换物，有钱也未必能买到东西！然而，当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以后，以物换物就不方便了，货币的流通作用，便更加凸显，这也是为什么宋代出现了纸币的雏形——“交子”的原因所在，更是明代以银两和银票作为流通货币的源头！
介绍了“一条鞭法”，以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再来说说司马懿的“纳赋令”！既然税收改革，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度决定的，那么，在汉末三国时代推行这种制度合适吗？是不是太过超前了？
要说超前嘛，确实有点，却也基本符合目前的客观实际！穿越者刘纬，已经给这个时代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影响力，可不仅限于汉国境内，就连魏国，也早就不是原本的模样了！
为什么司马懿一道“垦荒令”就能让魏国上下，掀起一场农业大生产的浪潮，屡获丰收？其前提条件是，农业生产力，已经受刘纬的影响，得到了显着的提升，否则，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粮食产量的大丰收！
因为司马懿和孟达的背叛投曹，以及曹镤等技术人员被挖角，刘纬早年间发明的生产工具，早已被引入魏国，包括坚硬的铁质农具、灌溉用的翻车和轮车、水力驱动的磨盘碾子等等，已并不稀罕，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当然，这也不都是刘纬的“功劳”，亦是孟达当年推行新政改革时所留下的成果！有了这些相对先进的农用工具，再加上“垦荒令”所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干劲，才使魏国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翻倍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刘纬日防夜防，番薯的种植技术，还是被司马懿偷偷学去了！他所研发的那种“绝育番薯”还是有漏网之鱼，没有彻底去除繁殖能力，被魏国人培育出了种苗，并广泛种植，如今这种高产作物，也成了魏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可想而知，要是没有番薯，魏国粮食产量要想翻个几倍十几倍，哪有那么容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神奇的作物，看似不可能的奇迹才得以实现！
除了生产力的发展，魏国如今的商品经济，也是高度发达！刘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和魏国做买卖，再加上早年间孟达改革的效果，如今曹魏的国内市场已基本形成，外贸交易更是十分活跃，就连金融体系都已初现雏形，商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虽然不是刘纬的地盘，却已经深受影响，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商品经济浪潮，早已今非昔比！
如果说，只经历了这么一二十年的发展，就能赶上宋明时期的水平，那就太夸张了！但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货币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司马懿选择这个时候，改革税制，推行新法，可谓恰到好处，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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