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李光弼临终前，属下问他死后该如何安排。李光弼叹息道：“我长在军旅，不能回家奉养母亲，是不孝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平心而论，在对待李光弼的问题上，唐代宗做得足够理智且仁义。在治政方面，他比其父唐肃宗也更有作为。
他接手的唐朝，内忧外患不断，国内经济凋敝，农桑失业，财赋锐减，边境则屡屡有吐蕃等异族犯边，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捉襟见肘。在这种局面下，他重用理财专家刘晏，兴利除弊，使民不加赋而国富饶，同时也做到了安功臣而诛奸邪。
他不仅厚待郭子仪，抚慰李光弼，就是对两度引外敌入侵、酿造边境大患的仆固怀恩，他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帝王气度。仆固怀恩死后，他厚待其母，使她得以颐养天年，又册封其幼女为崇徽公主，嫁于回纥牟羽可汗。
唐代宗并非没有意识到宦官专权的弊病，先后定计以雷霆手段诛杀了李辅国、程元振和鱼朝恩，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唐代宗擅用帝王权术，每每“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何谓帝王术？
所谓帝王术，简而言之是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与术，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曰民治，使民富而民服；二曰吏治，使官吏忠诚而勤政；三是己治，通过修养德行，平衡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如何解决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般认为，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以法、术、势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以法治民，以术驭吏，以势固权。
其核心关键词，是势。
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因为对于帝王来说，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关心的事。于是，平衡一词，经常被认为是帝王术的终极奥义。
巧妙的利用皇权培育多方政治势力，令其相互制衡，相互掣肘，从而达成自己超然的权力和地位。
这意味着，皇帝要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以维持权力天平的微妙平衡。这是一种高级而精巧的“振恒”，比在黄河壶口瀑布之上走钢丝还要危险。
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嫉妒来抑制实权将军的势力增长，又利用宦官间的相互猜忌将权宦各个击破，最后利用文官集团的力量诛杀了最后一位权宦鱼朝恩，随后又逮捕并赐死独揽朝政、贪财纳贿的文臣集团领袖、宰相元载，任命素有清名的杨绾（718年－777年8月）为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番举措，堪称长袖善舞，人心所归，确实起到移风易俗的良好作用。只可惜杨绾上任不久，便重病去世。
唐代宗的改革遭遇重大打击。在其任上，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局势趋于平稳，但从其爷爷唐玄宗时代留下来的两大顽疾未得到有效根除，因此导致国力衰弱，致使吐蕃成为隔断中原与西域的天堑。这是唐代宗最大的失败。
因为唐朝抽调大量西北军队平定安史之乱，使得吐蕃趁西部防务空虚，一举占领陇右、河西的大部分地区，又吞并姚州（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所辖三十二夷州，使唐朝失去了对西川西部高地的控制权。
从此开始，西域新疆脱离了中国的控制，直到清朝末年才重回祖国怀抱。而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从此失去了驼铃声声、商队不断的盛况。
吐蕃，从此成为唐朝的最重要边患，唐代宗不得不设重镇节度使在此驻守。同时，为安抚重新归唐的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等人，唐代宗委任四人为节度使，驻军河北，不奉朝命，不输赋税。
这一决策，开了唐代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的先河。
而唐代宗虽然亲手诛杀了几个权宦，却未能从制度上杜绝宦官掌握禁军指挥权的可能。
从此唐朝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一个强大的帝国再也不复往日盛况，实际已沦落到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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