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多了啊。”邵树德放下信纸，神色复杂地说道。这是执委会主席刘为民写给他的私信，信中大意是关于邵树德的去留问题将在1654年新一届执委会班子上台之后讨论决定，而在此之前，邵树德仍将继续留任黑水地区，掌控全局。
虽然不用立时便走，但邵树德估计，自己待在远东时间至迟不会晚于1655年，也就是说，他顶多继续在这里执政两年左右，远东新的掌舵人一到，他便将去职回国。而在他之前，已在远东服役多年的杨明阳、张旭东、李文长等人已陆续回国，新的接替人选也已抵达山东，执委会对远东地区军政官员轮换的决心是相当之大的。邵树德估计，下一个遭到轮换的可能就是南方战区司令、黑水临时特遣舰队总指挥刘海洋了，而至于他名义上的副手魏博秋，由于此人是戴罪前来远东，属于发配性质，估计还要再待一些年头。
而正因为时间不多了，因此邵树德此时分外不愿意再发动一场在自己任期内无法结束的战争，比如对于日本沿海地区的攻击行动——这种很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完结的战事，还是等远东地区新任领导人到位后再说吧。
不过现在不动日本，不代表他们不动别的地方，应陆军总指挥茅德胜的请求，邵树德现在对于动一动朝鲜分外感兴趣。至于说借口嘛，那都是现成的，你朝鲜派火枪手加入清军战斗序列，与我大东岸于黑龙江流域厮杀，这便是大罪、可以兴师问罪的大罪！
当然了，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都要有利益。无论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也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都必须要有利益。否则这仗不如不打。打朝鲜的利益是现成的，其一是政治利益。通过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可以进一步削弱这个本就不大看得起清朝的国家与“我大清”之间的离心离德；其二是经济利益，这个也是这两年来釜山的著名“朝奸”金吾圭不断调查、搜集后得来的情报。
根据金吾圭的报告，自从结束与后金的战争之后，朝鲜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所起色。比如根据朝鲜公开的资料，全国耕地数量已经接近恢复1592年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目前约有130余万结（朝鲜土地单位），除去免税田、陈田（即荒田）及当年蠲免钱粮的灾田。平均纳税地约在70万结左右，生产秩序比起崩溃般的壬辰战争和1636年后金入侵时要好上百倍了，人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人口和田地开垦数增加后，朝鲜的农业技术也在稳步提升。比如15世纪就出现的移秧法从1650年开始在朝鲜多个道府进行了推广，无论是稻米的产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毋庸置疑，朝鲜农民是极为勤劳的，其农业技术也是极为高超的（后世能在东北地区栽种的抗寒稻种便是朝鲜王国农民培育的），因此朝鲜的粮食生产近些年也得到了稳步恢复，甚至于，一些因为“大同法”推行而缺少银子的地区还通过种种秘密渠道出口稻米到釜山。从东岸人手里换取银子。
这种粮食交易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年一万二千余石，且还有持续增加的可能，这对东岸人的粮食储备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原本他们在占有宁波府、并稳定发展了数年后。粮食缺口已经大为缓解，现在有了朝鲜粮食补充，就更是安枕无忧了。至于说买粮的些许银子，那算个屁啊，大泊县的金库里有的是！如果没有的话，信不信我去澳洲挖金矿挖给你？
而更妙的是，在孝宗李淏继位后（1649年），由领议政金堉（相当于宰相）强力推行的“大同法”日渐成为朝鲜各道的主流税收方式。大同法一改过去征收粮米、正布（布匹尺寸，以5升棉35尺为1匹）、木炭、农产品等实物的弊端较多的税收方式。定下了每结地统一征收10-16斗稻米（因为各郡土地结数大小不一）的新税制。而如果没有足量稻米缴税的话，亦可缴钱。这种新税制的推行无疑极大活跃了商品经济。将大量稻米推向了市场，同时也使得一大批手工业者和商人被解放了出来。可以从事各种工业活动，以繁荣市场。
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自然是为东岸人所欣喜的，因为他们手头有巨量的银子没处花，拿去变现换来粮食是最好不过的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由于朝鲜内部保守势力的存在，使得这种私下里的粮食贸易的规模一直无法有效扩大，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刻，朝鲜官僚们还会下令禁绝这种贸易，这令釜山的金吾圭一直十分恼火：明明朝鲜的粮食生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可你居然禁绝贸易，这如何能忍？
而除了粮食生产外，在壬辰战争中由日本传入朝鲜的烟草、辣椒、南瓜的种植也在这几十年间发展较快。尤其是烟草，1630年代，朝鲜烟就开始大量传入沈阳，后金政权中吸烟者的比例极高，以至于在1638年黄台吉一度下令禁止吸烟，以减少银钱的外流，同时下令朝鲜禁止烟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