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良对书的表现非常满意，吩咐书继续记录两人的所有对话，他对范云超说：“云超，你提的这个方法可行，回头我让司马核算一下，看看敦煌府每年的税赋能否支撑这样的补助政策。
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忧，这样的政策不用限制人群吗？会不会反倒刺激富户多生，从中套取费用，而普通百姓依然生育率不高？”
范云超说：“大哥，这个不用担心，富户多生不怕，这才是好事，孩子也有嫡庶之分，那些庶子无法继承家产，最终还是会成为劳动力。
而且为了养活日益壮大的家族，会迫使富户加大投入赚取更多的财物，这会促使他们雇佣和消化更多的工人。
另外重要一点，富户家的庶子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教育程度都比普通百姓要高，说不定将来可以在富户和普通百姓中间形成第三个阶层。
富户多生带来的好处，远比他们套利所得多得多，另外我们可以控制舆情，让全体百姓去监督富户套取生育补助的情况，形成舆论压力，久而久之让富户形成套取生育补助可耻的想法，套取费用的富户自然会减少，甚至消失。
至于此项政策的预算，我估计靠目前的税赋总量是不够，我们还得在开源节流上多下功夫，这就得说到鼓励民众集中拓荒种植和鼓励手工作坊联合经营两项措施了。
朝廷这次减免了敦煌府百姓三年的税负，就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趁机鼓励民众出城开荒，围绕党河和疏勒河一线兴修水利，进行成片集中的农业种植。
如果三年内能形成规模农业种植，我们可以再行减免三年新垦土地的税负，真正让这些开荒者得到实惠，这样才会有更多人的愿意出城开荒。
如此良性循环下去，不出十年，敦煌府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将成为这一片区域内最大的粮仓。”
李成良说：“这里我插一句，这次出城拓荒不能再以不设防的开放式村镇模式进行了，我们需要派出基层官吏进行管理和指导，并要修建土城村寨、组织乡勇进行自保，逐步形成一些小型城池，这样才算有效拓荒。”
范云超说：“嗯，大哥这一点提的好，敦煌府挂着一个州府的名头，只有一座城池确实寒碜，如果这些土城能发展起来，可以报备朝廷建县立衙，这样还可以鼓励一些有能力的底层小吏主动出去参与拓荒。
另外小弟还有个建议，不知道成熟不，敦煌府附近生态环境薄弱，树木砍伐殆尽、草场退化严重，无法支撑太多的牲畜放养，所以应该禁绝畜牧养殖。
至于百姓的肉食消费，对内我们鼓励市民发展禽蛋养殖，对外可以和附近的蛮族部落签订长期牛羊供应协议，以补肉食不足。”
李成良赞道：“真没想到贤弟还能看到畜牧业对环境的破坏，西域为何戈壁遍地、沙漠成片，都是牧民无数年来无度的放牧所致，可利用的草场越来越少，也抑制了西域各族的人口增长。”
范云超说：“至于敦煌城内的工坊，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时候了，污染严重、以次充好、产品单一、恶性竞争这四大顽疾，已经快把敦煌工坊制品的牌子砸掉了。
从现在起，就应该梳理城内的所有工坊，同一门类的工坊就应该合并，缺乏经营能力和规模的工坊，就应该关停并转，最终每个门类的工坊就留下两至三家，组成大型联合工坊，这样利于集中生产、提升效率、监控质量，还可以减少无序的竞争。
同时这种大型工坊生产经营状况平稳，对工坊的工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避免了因工坊倒闭，造成部分手艺很好的工匠流离失所；同时，还利于新品种的研发、新技能的推广，缩短培养新晋工人的周期和成本。”
李成良点头说：“我补充一点，像硝制皮货这种重污染的工坊，应该远离食用水水源地，最好能迁出城去。”
范云超说：“是的，病从口入，这次的冰污水蛭就是一个教训，保护水源安全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不止是硝制皮货行业，其他有污染的行业也要逐步迁至城外。”
李成良说：“贤弟，你再讲讲限制富商豪族内迁的事情。”
范云超说：“这些年敦煌府内有不少商人和家族借助边境贸易和跨境商队贸易，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敦煌府新兴的富人阶层，或带动家族成为了豪族。
这些人本应该将从敦煌府挣到的钱财用于家乡建设，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并不看好敦煌城的发展，反而将钱财拿出，持续在肃州道、甘州道，甚至关中、巴蜀、荆湘等地购置物业或发展其他生意。
这样持续的抽血，导致敦煌府的商业氛围始终难以达到预期，虽然城主府多次派人警告他们，但是仍能看出资金外流的迹象。
如果我们不采取强制手段限制富商豪族资金的内迁活动，这样的示范效应会带动更多人去效仿，这将对敦煌府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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