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时，苏州知府况钟才开始抓捕抗税的参与者。
而沈五这家伙，由于被人供出，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
到了大牢，沈五一看，嚯，带头大哥谢振也在，周围一圈都是熟面孔，被抓的没一个是冤枉的。
谢振大义凛然对沈五道：“我是自首的，绝不拖累你们，我会跟知府大人求情，只诛首恶，放你们回家。”
沈五等人对谢振佩服的五体投地。
“谢大哥高义。”
苏州知府况钟几乎同时和金良上奏章向皇帝汇报此事。
金良当然言辞激烈，向皇帝哭诉自己被人欺负了，自己被欺负了不要紧，关键是自己可是皇帝家的奴仆，打狗也要看主人呢，这是在打皇家的脸面啊。
况钟的奏章则和缓得多了，好像被乱民冲击的苏州府不是他治下一般。他先讲解了苏州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民变前春季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后强调了织染局税官的种种舞弊行为是如何的压榨百姓，导致了民变的产生。
当然，此时的皇帝朱祁镇自然是不可能处理此事的，这阵子他痴迷于和观摩袋鼠和狗子打架，看得乐不思蜀。
太后、太皇太后以及辅政六大臣，一起在清宁宫商议此事，当然，也叫上了小皇帝朱祁镇旁听。
内阁采信了况钟的说法，认为抗税的百姓纯粹是因义而起，并非谋逆造反，也没有冲击官府、官军，所以不应该严厉惩戒。
杨士奇道：“苏州一府，税赋何止百万，金良之加税，不过数万两而已，不如罢之，以安财赋重地的民心。”
他的意思就是苏州是大明朝的钱袋子，这件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没必要为了几万两的小钱，影响了整个苏州地区上百万的赋税。
张太皇太后点点头，又转头看向赵辉、张辅。
“这事是民变，赵国公、英国公有什么看法。”
张辅道：“臣以为，不管怎么说，民变一起，苏州卫军应当立即出兵平乱，臣看了金良的奏章，说是况钟拒绝出兵，出不出兵，知府说了不算，苏州指挥使干什么吃的？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此时大明还不到以文御武的阶段，按道理苏州指挥使是有权指挥兵马平乱的，不知道是不是被收买了。张辅的意思是要查一查这个问题。
赵辉赞同张辅的这个看法，这只是小小的民变，如果是有倭寇来袭呢？当地驻军也龟缩不出？这明显是指挥使渎职，应该予以查办。
赵辉又道：“此事征税的太监有错在先，既然针对丝织业征税，就该上奏天听，由皇上下旨，厘定税额，再颁行天下，务求公允，岂可由一织染局的太监自行拟定呢。税乃国之大事，只应出于上，而不能求于下。”
内阁三杨纷纷侧目，众所周知赵辉与太监几乎是一伙的，这会儿忽然把自己队友给卖了，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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