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此时的皇太极要比大明朝更急于求和，除了他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关外此时已经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当中。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又是经济的延伸。这个道理在明清交替之际被践行得淋漓尽致，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再到崇祯十六年以来的这几十年时间里，双方几十年的残酷军事对抗的背后，打得无不是金钱。
体量相对较大的大明因为辽饷的缘故，都几乎被拖得财政全面崩溃，而满洲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到底他们的主体人口只有百万余人，半渔猎半农耕，可是其兵马却长期维持在十几万人左右的水平，因此军费开支压力极重。
针对满洲的脆弱经济基础，大明从一开始就果断地执行了经济封锁的政策一—很多人认为因为有晋商的存在，所以经济封锁没有必要，可实际上一旦真正彻底放开，只会让后金的发展更加迅速。因此经济封锁的失败，并不在于它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执行不彻底和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上。
因此，在军事上无法取得速胜的情况下，这几十年以来大明历届主持辽东事物的封疆大臣都主张在经济上打垮后金，再用军事来彻底解决问题，只是因为形式的变化，导致一些策略起到了作用，而另一些策略则被成功化解。
其中第一阶段便是李成梁时期，当时的女真尚未统一，努尔哈赤的建州部还在明军的掌控之中，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诸女真进行分化瓦解，通过对部落首领挑拔离间和一部分精锐骑兵的突袭，不断削弱各部的实力，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成梁为了养寇自重，反而导致努尔哈赤的尾大不掉，而等到李成梁意识到问题所在时，他已经年迈不堪，无法解决问题，彻底败坏了辽东形式。
而等到第二个阶段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制定了从经济上主动压迫、层层合围的方式，来掐断建州女真的经济命脉，他一方面严格封锁对建州女真的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围绕努尔哈赤的领地建立了许多军事堡垒，并且还派遣游骑不断深入建州女真境内进行袭扰，烧毁他们的田地和房屋，严格来说效果十分显着。
因此，这个阶段的后金是处于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努尔哈赤几乎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想南进劫掠大明，可是被明军封锁得严严实实，只能向北进攻叶赫部落，然而这种进攻方式损失大收获小，长期得不到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又提出了三方布置策，同样是以经济封锁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重点则是将蒙古和朝拉入夹击后金的同盟，以广宁城为核心重点设置防线，凭借坚城部署马步大军，来抵消后金军野战的强大。此外便是在登莱等沿海之地设置水师，从海面上进行牵制，一旦后金后方空虚，就趁虚而入，迫使后金回师内顾，削减广宁城正面之敌，以此明军再相机推进，收复辽沈。最后就是在山海关屯集重兵，并且增设经略一职，来节制三方统一行动，等到时机成熟后，就可以三方并举，实现战略反攻。
严格来说，这一方案具备很高的可行性，倘若当时朝廷坚持三年以上，以后金的经济根基而言，势必会全面崩盘，但问题是由于朝廷当时盛行速胜论，王化贞选择鲁莽出击，使得大明彻底失去了在辽东的立足点广宁，也让后金真正成了气候。
再往后的第三个阶段，便是全面贯彻严格的经济封锁，不再追求速胜，从王在晋到孙承宗，再到高第等人，均执行了这一策略，他们严格限制内地的粮食、茶和绸缎等流入关外，意图不使一粒米落到后金手中，这种情况也使得后金被逼到极大的困境之中，虽然不像广宁之战前那么危险，可是也十分穷困潦倒。
真正让后金摆脱这一困境的，便是皇太极的上位，他先后征服了朝和蒙古，并且积极利用汉人大臣发展经济，暗中同晋商进行交易，再就是屡次发起入塞作战进行劫掠，掳获上百万人口和牲畜，这才度过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