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微微沉吟了一番，沉声道：“如实说来。”
实际上，陈演同晋商的勾结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从明中期开始，晋商就已经开始在不断地向朝廷内部渗透，甚至还培养出了像张四维这位内阁首辅出来，由此可见他们本身的势力已经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
当然，这一切都跟明廷针对工商业的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只知道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可实际上随着明朝工商经济渐趋成熟，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商人逐渐开始尝试介入政治，并且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考虑到他们的商业利益，从而士大夫与商人大量合流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绅商阶层。
而在这种环境下，曾经流传千百年之久的抑商政治文化出现了相当大的松动，明朝中晚期的商业发展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意义，即商帮。
商帮的出现不再是单个商业资本零星分散的运作，而是结队成帮，趋向集团化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天生会以同乡同业的关系为脉络，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其中晋商的出现便是基于这个社会基础。
当然，晋商的兴盛则是跟大明的“开中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所谓的开中制度即朝廷为了支援北边边军的物资需求，特意实行的一种官盐行销政策，该政策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实现官商两利。
由于食盐本身的暴利特殊性，其贸易完全是垄断性质，一旦商人从朝廷手里获得了官盐的专卖权，等同于直接无视市场和竞争而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同时，地处北疆、极临边地的山西在开中制的政策条件下无疑具有极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毕竟它靠近偏关、大同乃至于宣府，再加上大同和宣府重要的位置，驻扎的军队数量极多，因此所需要提供的物资几乎是九边之首，商人向其地报中纳粮所换盐引数目必然最大。
此外，山西本身拥有河东盐池，本身就是产盐重地，再加上农业条件也非常不错，自然成为了边关粮储、输粮以及屯盐的基地，而晋商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得到崛起，吃到了开中制度下的一块大肥肉。
随着骆养性的娓娓道来后，崇祯顿时惊奇道：“既然晋商都赚到了这么多的银子，为何还要通敌？”
的确，通敌卖国不管怎么说，可都是天大的罪名，这帮子商人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呢？于情于理都似乎有些说不通。
“回禀陛下，因为在晋商里面，除了这么一支盐商集团以外，还有另外一支旅蒙商帮，他们虽然也是从盐商里衍化出来，可是这些人才是通敌的主力。”
骆养性继续介绍道，原因其实还是出自于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山西长期位于游牧民族旁边，因此也成为了大明和游牧民族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因此自从隆庆和议之后，晋商中便诞生了这么一支同蒙古和女真进行互市贸易的旅蒙商团。
由于内陆与塞外物资互为稀缺，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使得晋商从事外贸所获的利润不亚于贩卖官盐这类的专卖事业。而广阔的边贸市场成为了山西商人的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利益，甚至吸引大量的山西百姓也加入到了商团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旅蒙商团便一直吃两边的饭，日子过得倒也算滋润，可问题很快就来了，随着东虏逐渐崛起之后，明廷就关闭了对东虏的贸易途径，特别是随着张家口和杀胡堡的互市被切断之后，使得晋商失去了很大一块利润。
对于商人而言，他们虽然还不懂后世的资本论，可是却天然懂得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即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全家，他们可不管什么大明朝还是什么后金，只要阻拦他们赚钱，那就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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