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公元25年）汉朝宗室旁支刘秀在王莽新朝灭亡后，打败其他农民军势力，建立东汉。东汉初期以“柔道”治天下，致力于恢复生产，接连出现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治世。而汉和帝主政时期（公元92年-公元106年），东汉击败匈奴，重开丝绸之路，国力达到鼎盛。但此后四十年间，东汉帝位更迭频繁，朝政被宦官和外戚接连把持，引发党锢[gù]之争。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汉朝名存实亡。权臣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多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子曹丕代汉建魏，东汉灭亡。汉朝自此结束。
汉朝最为强盛时，疆域东起库页岛，西到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及越南。政治上三公职权持续削弱，东汉时设尚书台为最高决策机构。皇帝有对军队有最高指挥权。法律上总体倾向轻刑慎罚。外交上击败了匈奴，与西域、东亚、南亚、欧洲都有往来。经济上重农抑商，但商业较为繁荣。文化上独尊儒术，出现了史学着作《史记》《汉书》，医学着作《神农本草经》，文字学着作《说文解字》，数学专着《九章算术》，农学着作《泛胜之书》以及班昭的《女诫》等。东汉张衡还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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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时期，因刘邦政权的都城在秦朝汉中郡之治所南郑，辖汉中与巴蜀之地，被项羽政权封为“汉王”。加之“汉”寓意美好，刘邦建国后，将“汉”定为国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汉高帝刘邦的九世孙刘秀推翻王莽政权即位称帝，因其是以恢复汉室为名建立的新王朝，新王朝也因此定国号为“汉”。为区分两个汉朝，历史上以它们都城所在位置作为标准，将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称为西汉，刘秀新王朝称作东汉；又以建立王朝的顺序作为标准，将西汉称作前汉，将东汉称为后汉。
刘邦建汉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六国遗民纷纷起义抗秦。在此之前，沛县（江苏省徐州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因为延误押送役夫任务，被迫躲藏在芒砀山中。得知各地起义抗秦后，他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帮助下，自称“沛公”，集兵起义。同年六月，刘邦率部加入楚国世族项梁拥立的楚王熊心麾下，势力日渐壮大。[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奉令率军入关，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由于楚王曾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刘邦遂自认关中王，废除秦法，令官吏和百姓照常生活，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使得民心归附。[]同年，项羽西进咸阳，于次年推楚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个诸侯王，并改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对此不满。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义帝被项羽属下英布袭杀，刘邦借机派使者联络各诸侯，共同讨伐项羽。
经过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刘邦逐渐剪除项羽势力。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与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楚军大败，项羽在乌江（今安徽省和县境）自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北面（今山东曹县北）登基称帝，建立汉朝，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为都城。同年，刘邦听取谋士娄敬（当时为即将到陇西戍边的戍卒）的建议，改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
吕后当政
刘邦建国称帝后，采纳佐僚叔孙通的意见，恢复礼法，承袭秦制，设三公九卿，拜萧何为丞相。同时，鉴于天下尚未完全平定，又为了安抚功臣，他分封七个异姓功臣为王，封一百三十人余人为列侯，且上至三公九卿，下到郡守、县令长，功臣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汉朝吸取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策，轻徭薄赋，休生养息，鼓励生产。经济慢慢恢复、统治逐步稳固后，汉廷开始逐渐剪除卢绾、韩王信等异姓王，改封刘氏宗亲为王。在韩王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汉廷以防御匈奴为名将他治所两次北迁。此后，匈奴与韩信、卢绾[wǎn]、陈豨等联合反汉。最终，汉朝没能平定匈奴，只能与其和亲通市，但异姓王却接连被贬、被杀，仅有国力最弱且地处边远的长沙国（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暂存。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刘邦于是在汉十一年 （公元前196年）发布“求贤诏”，要求各地举荐贤才。但至其离世前，汉朝用官制度都带有一定的贵族特权性。[]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刘邦去世，去世前曾有意改立宠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皇位最终还是由皇后吕雉之子刘盈继承。刘盈即位后，大权为吕后所掌握。吕后任用曹参为丞相，而曹参又沿用前任丞相萧何治理方略。汉朝继续秉承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废除了“三族罪”和“挟书律”等严刑峻法，一时间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
与此同时，吕后残害汉室宗亲、铲除刘邦诸子，打压功臣，重用外戚，分封吕氏为王。汉惠帝因不满于吕后毒死弟弟赵王如意，将戚夫人制成人彘，以及其他残暴行为，为政期间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最终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早逝。[]此后，吕后立汉惠帝子前少帝刘共（又或名刘恭）即位，不久又废杀刘共，改立后少帝刘义。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开国功臣、宰相陈平、周勃联合朱虚侯刘章兄弟诱吕后侄子吕禄、吕产交出兵权，发动政变，一举铲平诸吕，迎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以及其子汉景帝刘启掌政的近四十年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皆延续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实施改革。政治上对内设立中央官署，优容同姓诸侯王，进一步推行郡县制度，扩大选官范围；对外继续和亲政策，以安定和边。法治上轻刑慎罚，自汉文帝时便废除了自商鞅以来实行的连坐法，诏令废除黥[qíng]、劓[yì]、刖[yuè]等肉刑，改为笞刑、徒刑等。汉景帝时又“减笞法，定棰[chuí]令”，同时废除残酷的车裂刑——磔[zhé]，改为绞刑。汉景帝还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要求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合议，直至移送最高司法机关终审判决。该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律历》《洪范》《春秋》等，明令依法治国。
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帝王掌政时期，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社会相对安定，各方面国力大为增强，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被史称为文景之治。[]史学家班固认为“文景之治”是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时代。[但文景时期减免田赋政策的最大得利者实为地主阶层，并因此鼓励了兼并土地；在充盈国库的同时，也形成了商人阶层为主的新兴权贵，商贾豪民利用高利贷兼并小农等，使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且该时期求贤士虽有所得，但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依旧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其中，汉景帝时期，曾把自己的十三个儿子全部分封为诸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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