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
遣使天竺，求取佛法
汉武帝曾派人出使身毒(古印度的音译)，然而被昆明阻拦，没有成功通达。[41]
汉明帝夜梦金人后，于是遣使至天竺，问佛道法。他派郎中蔡愔和博士秦景等十八人赴天竺，史称“永平求法”。[42] 最终，蔡愔求得佛经《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牟尼雕像，然后带领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回到洛阳，这是中国与印度次大陆的首次直接来往。自此，佛教传入中国。[41] 由于四十二章经是用一匹白马驮回来的，汉明帝便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28] 同时在外观上要求“悉依天竺旧式”。后来历经多次毁建，白马寺已非初创时的模样，但寺址从未迁移。[42]
白象传入中国
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乾陁罗国（古印度十六国之一）进献了白象，“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初养于御马场，但它坏屋毁墙，逃到街市，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后来，朝廷为大象专门建了个养殖场，定名白象坊。[47] [46]
民族
对匈关系
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后，因为国力的不足，对匈奴的策略由攻势转为防御。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主动要求内附，光武帝册封南匈奴，而且还和他们和亲。北匈奴看到东汉和南匈奴和亲，也要求和亲。光武帝于是和公卿们商量，一时难以决定。这时已是太子的刘庄说：“北匈奴因为南匈奴内附、和亲所以害怕我们，如果我们不攻击北匈奴，又和他们和亲，北匈奴不怕我们，南匈奴也会对我们有二心的。”光武帝于是决定不和北匈奴和亲。
刘庄在位期间，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刘庄允北匈奴互市之请，但并未消弥北匈奴的寇掠，反而动摇了早已归附的南匈奴。只得改变光武时期息兵养民的策略，重新对匈奴开战。
永平十六年（73年），刘庄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同时派班超等经略西域以对抗匈奴。
经营西域
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十二年（36年）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对匈奴转为战略防御，对西域各国要求重设都护和遣送质子入朝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在当时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经过东汉初年约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的国力大为恢复。在刘庄去世的前三年，刘庄决定重新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派耿秉（东汉名将耿弇的侄子）、窦固（东汉功臣窦融的侄子）率大军进攻北匈奴。耿、窦各率一路，窦军一直打到天山，耿军攻到三木楼山。大获全胜。两年后，耿、窦又率兵出西域，进攻车师国。车师国后王和前王相继投降。
在击败北匈奴后，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带着三十六个人纵横于西域，在鄯善国袭击并全歼了北匈奴使团。班超在西域活动的结果是西域都护重建，班超动辄带着西域诸国的部队，打击那些不肯听命的国家。自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六十五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12]
刘庄时对北匈奴和西域的策略，也为后来时彻底消灭北匈奴、控制西域打下了基础。
康藏高原
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南夷中，自汶山以西，都是汉人没有到达过的未知之地。在益州刺史朱辅到任后，“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于是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人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29] 白狼王唐菆作歌三章，越过邛崃山，亲赴洛阳朝见明帝，是为白狼王歌。[24]
吞并哀牢
永平十二年（69年），西南夷中的哀牢国王柳貌遣子内附，汉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两县，又将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历史评价
东汉·傅毅：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鸿绩，遐方是怀，明明肃肃，四国顺威，赫赫盛汉，功德巍巍，躬履圣德，以临万国，仁风弘惠，云布雨集，武伏蚩尤，文腾孔墨，下制九州，上系皇极，丰美中世，垂华亿载，冠尧佩舜，践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继备，七经宣畅，孔业淑着，明德慎罚，尊上师傅，薄刑厚赏，惠慈仁恕，明并日月，无有偏照，譬如北辰，与天同曜，发号施令，万国震惧，庠序设陈，礼乐宣布，璇玑所建，靡不奄有，贡篚纳赋，如归父母，正朔永昌，冠带儋耳，四方共贯，八极同轨。[15]
东汉·班勇：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63]
东汉·张纲：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礼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57]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三国·薛莹：明帝自在储宫，而聪允之德着矣，及临万机，以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是以海内乂安，四夷宾服，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号曰显宗，不亦宜乎。
西晋·傅玄：肃矣孝明，杖法任刑，勤综万机，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专信俗儒，非礼之经。[15]
西晋·华峤：世祖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乐业，户口滋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以锺离意之廉淳，谏争恳恳，常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难得而言也。[15]
东晋·王嘉：“明、章两主，丕承前业，风被四海，威行八区，殊边异服，祥瑞辐凑。”[68]
南朝宋·范晔：①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12]②显宗丕承，业业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胜。备章朝物，省薄坟陵。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懋惟帝绩，增光文考。[12]
唐·杜佑：明章之后，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至于孝和，人户滋殖。
宋·苏辙：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従”，“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