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有看官指出，韩延徽生于公元882年，其实与冯道是同年生人，经核实的确如此。每天码字推剧情之前，不免需要预先查证大量的史料，推敲人物性情，再考虑如何引入文中，可到底还是出了些纰漏。似韩延徽这等年纪，便成了燕国使臣这显然不合理。
不过按主人公与刘仁恭之间的关系，韩延徽按史载因出使契丹而为耶律阿保机所赏识。那么早几年晚几年，韩延徽能出使与李天衢会晤，这剧情相对也能说得过去。他也是的确在二十中段的年纪便去与契丹交涉了，思前想后，还是这么写，而需要做个说明，见谅）
正按《辽史》所述：“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
韩延徽，本来便是官宦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曾先后历任燕云蓟、儒、顺三州刺史。由于其少年时便才德出众，很早便引起了刘仁恭的主意，遂征召他为幕僚，年少成名，后来转任录事参军，与冯道同掌祗候院，后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然而刘守光夺权囚禁其父刘仁恭之后，欲与契丹修好，遂派遣韩延徽出使交涉。然而彼时韩延徽却不肯向处于称帝先后时期的耶律阿保机行跪拜之礼，惹契丹国主大怒，遂被扣押，打发他至漠北放马。
可是等到耶律阿保机回心转意，召见韩延徽，而认同他的才学之后，自此韩延徽便脱离了诸藩诸王割据的军阀政权，转而成了辽国国主的心腹谋士。
做为耶律阿保机身边的谋臣，韩延徽参与征室韦、平渤海，出谋划策功不可没。期间也正是由韩延徽极力倡议，辽国须宽待治下汉人，且有别于契丹诸部，择地垦田，赖以谋生。进而逐步演变成了辽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北院、南院两套行政体系。
做为一个汉人，韩延徽及得耶律阿保机的信任与重视，便是他因思念故土，曾脱离辽朝投从后唐。而后却因受本来为卢龙军同僚，也降了河东李家的王缄记恨，他又不得已返回辽国，耶律阿保机非但不怒，反而大喜，内外大事也仍由他参与共议，恩宠反而更甚于当初。
韩延徽甚至世受辽国太祖、太宗、穆宗三代皇帝的宠信重用，他在辽国的成功，不但使得韩氏为辽国汉人豪门的大姓，也致使后来这个以契丹人为主体的帝国朝堂当中，历代都涌现出了大批的汉人臣子。
那么韩延徽又算不算是投从外族、数典忘祖的大汉奸？李天衢觉得后人固然有抨击他的理由，但是真要那么说，却也未免有些太过了。
固然由于辽国国主采纳了韩延徽的建议，尽可能能汲取汉家文明的可取之处，大量扩充治下汉人人口数量，正是由于韩延徽促使得辽国富庶壮大，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也就会更大。
可是无论如何，由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国都会做大，如果没有韩延徽这等极力建议契丹汲取汉家文明，引领汉人臣子大批进入朝堂的朝臣，而使得辽国成为了对待治下汉民相对最为宽容开明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那么这个帝国对中原王朝的侵略性会不会更强？对待汉人无辜百姓会不会更加残忍？
事实上固然也有契丹军掠边寇钞时强掳汉人至北地为奴，需要大量的耕种人口。但是被强征至辽国境内的汉民往往都有田种、有饭吃，甚至还会有上升的渠道，譬如后来辽朝权势最大的汉人摄政王韩德让，他祖父韩知古便是于唐末时节被契丹人掳掠至北境，以奴隶的身份做到了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成为辽朝皇族耶律氏、后族萧氏之后的第三大族裔（与韩延徽虽同为效力辽朝的燕地韩姓，但家世有别）。
而唐末乱世，比起契丹人简单粗暴的手段，韩延徽更多是倡导招募汉人至北面来开垦荒地种田。唐土诸藩割据，战乱不休，又有如刘仁恭这等横征暴敛的国君...实际上已经有大批的汉人逃往契丹，燕国以北，也已经形成不少汉胡杂居的地带。
这么看来，对于不得已背井离乡，而处在契丹统治之下的汉人而言，韩延徽的确是造福于民。而且要定义汉奸的标准，他又有没有出卖过故国与自己的民族，而唆使辽国主动侵攻中原？这个答案，却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