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若真有那样的方法，我会举手赞成。”
“张叔。我只说一件事，你乐不乐意去做。国家隐田严重，可是国家用费浩大。故各地官员两税都不敢减少，然而隐田的皆是豪强，所以两税只能向贫困百姓摊派，导致贫者越贫。仁宗之时，派人下去查了几次隐田，皆因为反对声音浩大，不得而终。如果将这些隐田查出来，国家两税会增加，也给了贫困百姓更多的生机。张叔，你能不能上书，请求官家严查隐田？”
“这个，这个……”
“张叔，知道问题所在了吗？非是我朝穷困，在汉朝一户人家有几万贯便称为巨贾，但在我朝，只能算是小富之家，大富之家钱财能达到百万贯。现在问题是两极分化，一是国家越来越穷。”
“非是，我朝赋税越来越高。”
“当真？我只说一个问题，仁宗时税务与现在的税务相当无几，但那时户数仅是千万户左右，如今达到了一千四百多万户。人口增涨，意味着税务可以适度增加，但国家税务有没有增加？至少户数增加，也增加了管理成本。所以说国家即便税务不变，实际是越来越穷。”
这个户数也不大准确，古代百姓不愿意分家的，然而因为宋朝计等户征税征徭，因此逼得百姓子女众多者立即分家，好将等户降下去。同时又产生了诡名子户，就是一些地方将名下财产划在几个甚至几十名子虚乌有的户数之下，好来逃避更多的徭赋。故有人说宋朝的户数实际人口远不及唐朝。
不过宋朝的户数还是远大于实际户数的，因为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隐户，宋仁宗时周湛以江南西路百姓因为徭赋不均，巧于隐匿，于是搜查了一下，查出隐户三十户。李司户部判官李琮查了一下两浙路的逃绝户，居然查出四十万隐户。一路就有几十万隐户，放大到整个国家，得有多少？
况且还有不计入户册的蛮蕃，但那个无所谓了，反正大多数国家不向他们征税的。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巨下面一个问题：“人口繁衍无限，大地承载有限，因此每一朝一代，一旦人口达到了六千万，都先后产生了危机。然我朝百姓人口早就超过了六千万，张叔，怎么办？国家越来越穷，贫者越来越穷，一个个自称为君子，特别是庙堂之上的重臣，有许多人薪酬达到了几万贯，家有无数田宅坊产，可有几人拿出一部分周济贫困百姓？为什么木棉司迁徙福建路百姓，那么多人反对？原因很简单，贫困百姓迁到两广，给了他们生机，然而当地的豪强们就不能雇佣到足够的佃农工匠。张叔，为何你不指出来？”
“何谓良好的变法，一是想办法使国家支出降下来，二是开源，所谓的开源又分成两种，一是真正的开源。比如说木棉司，但这种开源谁能想出多少良策？就是这样，各个豪强仍想狠狠地咬上一口，也必然被豪强早晚瓜分掉，国家所得越来越少。二就是分均。从豪强身上剥夺一部分财富，减轻贫困百姓困难。比如说是青苗贷，真正的贫困百姓，张叔，你认为有几个官员会放给他们，恐怕他们饿得马上就要死了。官吏担心收不回青苗贷，于是不放。张叔，这回你明白反对的原因吧，不是青苗贷扰民苛民，而是变相强行地从豪强身上拨下了一根汗毛。于是让他们不满了。这就象当年的榷茶革新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王巨说完了，张戬也傻眼了。
这是王巨将张戬当成长辈，才苦口婆心劝说的。
但张戬是君子啊，心地光明，于是在临别前，又将王巨这些个问题抛将出来。
…………
又一个大朝会开始。
一个不平静的朝会，反正这段时间朝会上在吵，散了朝会还是吵。
东西两班许多大臣目光敌视。似乎空气里也充满了刀光剑影。
不过王巨在人群里很安静，这段时间他仿佛消失一般。实际王巨裁减军器监官吏同样也得罪了很多人，但他那一泼。让许多大臣也心寒了，一般大臣也不大愿意找王巨的麻烦。
赵顼坐在龙椅上一言不发，听着大臣争辨。
这时陈襄站了出来，举着牙笏说道：“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张法度皆以为民，安能有取民膏以为贷息。而谓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哉。”
陈襄，也是宋朝的一个有名老臣。天下名儒之一，还写得一手好字。担任官员时，似乎政绩也不错，这次同样成了保守派的主力军。要命的是他是福建人，似乎便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俺是南方派系大臣，同样不支持变法！
王巨也不大注意，并且以前陈襄也写了许多奏疏，王巨利用一些渠道，得到了他这些疏奏的部分内容，一是反对变法，二是反对王安石。不过不变法，国家怎么办。
陈襄便写道：今日之弊，在於国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广。陛下但遴选主计之臣，付与利柄，取天下赋入之籍，度县官调度之数，百用为之均节，而归之艺极，则浮费省而财用足。省徭役，薄赋敛，宽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修庠序之教，劝之以忠、信、孝、悌，尊贤而使能，才者进，不肖者退。农有余财，民服其教，吏称其治，然而国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宋朝现在的问题确实就是庞大的费用开支。
一是兵费开支，经王巨提议后，狠裁了一下，从明年起渐渐开始不需要付出安置费用了，那么一年会省去一千多万贯费用。但还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非裁去一半军队，然而面对西夏与辽国的威胁，谁敢这样裁？
二是官员费用，官员数量太庞大了，如果将高级官员的薪酬减去一半，再削减掉一万名官员，又是一千多万省下去了。然而连王巨都不敢说，陈襄敢说吗？
三是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这部分费用三司未现，用费是内藏库拨出来的，但若没有这些费用，内藏库岂不能拨出来补贴三司？可是陈襄敢说宗室子弟不赡养吗？
四就是冗费，也就是王巨所说的冗政，陈襄所说的浮费。
官员机构重叠臃肿，导致政令不能畅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庆历战争时，一斗粟大后方的成本不足十文，但到了前线，变成了三百多文，一千多文，并且里面多有霉变的积年陈粟，或者是搀了太多的泥沙，导致士兵不能食。
为什么，正是参与的机构多，无法追究失职的官员，才有了这些丑陋现象。
这就是浮费。
如果政令通畅，国家机构高效简洁，官吏清廉，办事认真，这些浮费自然会消失。
但这比实现儒家的大同还要遥远，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况且谁是贤者，谁是才者，此时这个贤与才二字已经严重扭曲。因此陈襄所说的策略，除了夸夸其谈外，一点参考价值也没有。更不要说省徭役、薄敛财，那个君王不想？如果宋朝一年财政收入压缩到五千万以下，保证天下欢天喜地，然而后果呢，好了，只要五年，宋朝就要灭亡了。要么继续借下去，那么借下去会导致什么后果，请看明朝为何灭亡的！如果明朝国库有足够的钱帛粮草，能坐视陕西饿死那么多百姓？那么李自成与张献忠能有起义造反的土壤吗？
“朕非亡国之君，”这是崇祯在煤山临自杀前说的一句话，想来那时崇祯心中何其之冤！
因此王巨听到后，评议一句：“书呆子！”
陈襄不会管王巨是什么想法的，继续说道：“臣想来陛下之心必不如此，然则天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
吕惠卿气得发抖，我是支持了变法，但我不是主导者，你这个老家伙在胡说八道。
但陈襄乃是言臣，怎么办呢。
陈襄继续说：“以陛下聪明，观天下之论议，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也。奈何安石持强辨以蛊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加以反覆比周小人随时观望，平时公议，则举知其法之非，一挠于利，则又言其法之是。此虽陛下之至对，不能无惑，虽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为朋党。近者，谏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孙觉以奏对反覆，落职外迁；御史中丞吕公著而下，皆以不职为言，乞从责降。而臣独区区未敢以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议百官。一吕二王，天下必亡。如臣言非，则甘从远窜，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则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贬斥，以谢天下。”
王珪恼道：“陈襄，关某何事！”
这个二王，一王王安石，那么另一王呢？姓王的官员很多，不过除了王安石，重量级的“王”只有王珪了。
“我不是说你，而是王巨。”
赵顼终于睁开眼睛，奇怪地问：“为何是王巨？”
关于青苗法利弊，参与的大臣很多，但王巨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这个王岂不是很奇怪了？不但他，许多人也感到纳闷，包括王巨自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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