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甲乙两方打仗，双方各有六人。甲方俘虏了乙方两人，双方对比为6∶4。如果甲方把俘虏的两个人纳入自己的队伍，则双方对比就变成了8∶4。
我们回顾一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军与解放军的实力对比：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国民军有430万人，解放军为127万人，实力对比为3.4∶1。
一年后的1947年6月，国民军有373万人，解放军为195万人，实力对比为1.5∶1。
1948年2月，国民军有365万人，解放军为249万人，双方实力已经接近。
到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军只剩下204万人，解放军则上升到358万人，形成了压倒优势。短短两年多变化如此之大，除了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歼灭大量国民军之外，通过教育改造，把大批国民党俘虏兵转化为解放军战士，是加速双方实力对比转换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战争中融化俘虏，改造俘虏，补充部队，是解放军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此外，众所周知，人权问题在西方国家里从来不是问题，他们主张love peace，主张内心平和少点纷争，主张各国遵守日内瓦公约，但是在一战二战那个纷争的年代，西方列强在侵略和扩张的时候就立马撕开了友善的面具：
几十万二战被俘盟军遭受着“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等虐俘大大小小的暴行，简直惨无人道。
相反，作为被侵略的华夏面对战俘一直都是怀揣着“宽大矜怜之意”，“妥为待遇，以示博爱”，恪守日内瓦公约，守尽人道主义和善心，这足以令虚伪的西方列国汗颜。
华夏在对待战俘上的做法，绝非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有蕴含其中的大智慧。
“战俘营”变“收容所”——1962年，解放军在边境吊打印度军后，俘虏了3968人印军，其实战前很少有人能估计到居然能抓这么多俘虏，不过解放军还是严格按照传承下来的优待俘虏政策和《维也纳公约》对被俘人员给予了超规格人道主义待遇。
比如战俘营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被俘印度军官进行抗议，说不能叫战俘营，因为中印之间尚未宣战，所以他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俘虏，这一任性的抗议理由让解放军觉得好尴尬。
不过在请示上级之后，出于适当的照顾一下情绪以方便其后管理的考虑，解放军还是把“战俘营”改成了“华夏XX边防部队印度军人收容所”。
有人认为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结果后面还有更匪夷所思的抗议。比如，廓尔喀族的战俘为了抗议战俘营供应的粉条不好吃，曾绝过食；而某一个战俘营的印军战俘为了抗议解放军看守“严格管理”，还曾发生过冬天拒绝穿棉衣拒绝盖被子的情况……
总之各种各样抗议理由非常神奇，这哪是战败的俘虏能做的事情。解放军二话不说，超规格地成立了多个战俘委员会，由战俘自己参与管理、伙食、文体活动等，这种情况逐渐改善。
对战俘的待遇是：吃好住好玩好，生活上处处给予优待，最后还遣返回自己国家，这样的华夏简直没谁了。
这其实是瓦解敌军的新策略，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伟大的毛爷爷曾经说过：瓦解敌军是与军队作战同样重要的战胜敌军的重要武器，同时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也讲道：“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而宽待俘虏就属于瓦解敌军的重要内容。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因为坚决执行毛爷爷的宽待俘虏政策也起到了诸多积极作用。
比如，1984年4月29日，解放军119团在搜索残敌时俘敌1名。最开始，这名俘虏相当害怕，某排长谢玉洪和肖坤立拿中越文对照的宣传纸片给他看，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使这名越军情绪稳定下来。
这时越军纵深迫击炮从两个方向进行炮击，处境极为艰难。营长李治福亲自给这名俘虏做工作，俘虏准确地在地图上指出了越军两个迫击炮阵地位置，随后炮兵很快摧毁了这两个炮阵地，有效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首创战俘奥运会——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俘获了大量的“联合国军”。于是，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碧潼郡建起一个较大规模的战俘营。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人民志愿军俘管处从全部6个战俘营的名战俘中，选拔出500名（1254人次）优秀选手，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极其特殊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参赛运动员的国籍众多，分属美、英、法、加、等14个国家和地区，谁都没想到战俘会有这么健全幸福的生活，此时奥运会的真谛彰显无疑。